这是一组基本符合预期的数据。一季度我国经济能克服全球无风险收益率上行、俄乌冲突、区域疫情扩散等诸多不利因素，保持4.8%的GDP增速，凸显经济韧性。

支撑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口，一是基建。而拖累经济的因素则是消费和地产。

出口是全球疫情以来持续支撑我国经济的主要引擎。一季度以人民币计的出口同比增长13.4%，是经济最大亮点，但随着主要国家防疫政策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开始恢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呈递减态势。

基建对经济的托举效应在3月加速显现。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3%，其中基建8.5%，制造业15.6%，而3月数据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6%，其中基建、地产、制造业的同比增幅分别为11.8%、-2.4%和11.9%。鉴于今年专项债规模为3.65万亿元，目前已发行1.31万亿元，且9月底前将全部拨付使用，预计基建等对经济的托举作用会更加突出。

需求收缩则是影响经济爬坡过坎的一道必须逾越的坎。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3月同比增幅为-3.5%，且环比-1.9%，警示经济内生增长的韧性面临危险。这意味着经济还在继续寻找底部，二季度经济面临的压力将更为复杂。

要实现全年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加速超前性基建投资可以抚平最终内需和出口不确定性带来的增长缺口，但成本不菲。

超前基建等投资是负债扩张，目前我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已达GDP的260%以上，继续用实体经济加杠杆来稳增长，需要当心增产不增收，如以3月末社融规模存量余额为325万亿元为例，负债增长面临的利息偿付规模就是一个很大的数；而且在目前公共基础设施等传统基建面临产能过剩且新基建的使用场景尚在培育的当下，其边际投资收益率要比预期低。

为此，既要稳增长又要防风险，当务之急应是在消费端进行投入，扭转持续扩张的需求收缩局面，打通供给端与需求端的最后一公里，进而通过自上而下的信用注入，激发信用创造。

首先，适当将部分地方专项债投向公共民生进行补短板，提高社保福利覆盖度，激发自下而上的信用创造热情，打通经济内循环。

其次，加大推进国企利润和股权填补社保历史欠库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激发经济内循环。当我们展示出尽快填补社保历史欠库的决心，那么将极大缓解人们对于未来的储备，激发居民内生的消费潜能，从根本上改善需求收缩局面。

再次，适度加快个税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通过降低个税税率，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计征方案，那么基于诺奖得主塞勒的心理账户理论，人们将会调整收入的心理账户，将更多资源用于即期消费甚至增加信用消费。

这里需厘清一个误区，认为直接基建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立竿见影，而将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公共民生，则对经济的作用不会立竿见影。而其实，塞勒等人的行为经济学实证研究显示，公共民生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样立竿见影，因为公共民生投入带来的是整个经济生态链的信用创造，其杠杆倍数一旦启动就会呈几何级扩张，而且这符合我国正在推进的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总之，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内外环境下，激活内循环是经济稳增长的重要保障，而要激活内循环则需要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流动性合理宽裕的货币政策，激活最终内需，让人们敢于消费，愿意为经济搭建起消费信用的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