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比较分析需要辩证法的支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梳理两个国家某个重要时期或者时间节点的历史证据、发展脉络和演化过程通常比较困难，特别是关乎东西方文明工业化进程的重大历史。

《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与中国》是一部近600页厚的大作，荷兰世界经济史学者皮尔·弗里斯的这部著作提供了一个另类而具远见卓识的分析视角，有助于打破我们一系列固有的观念和判断，重新认识在那段历史时期东西方文明工业化革命启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商品化生产的缘起。大量的史料、理论观念的对比分析以及宏观视野的背书，给予我们一个全新的、独特的思维模型，对于两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思想以及对于工业化、财政激励、人事等各个层面的对比，使得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准确地切入工业化起步阶段中英两国的“分流”。在皮尔·弗里斯看来，早期的英帝国和彼时强盛的清王朝，其政府对于工业化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殖民、战争以及工业革命的加速启动而愈加明显，最终为两国的战争埋下了伏笔。

皮尔·弗里斯对涉及的诸多参考资料、文献进行了深度解读，并且在东西方文明的世界史范畴讨论两国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动力、机制以及结果，这样的观念超出了一般的“二元论”。正是其秉持的批判性立场，使得我们对于当时两国的工业化进程有了新的发现，并启发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语境、政治体系、文化以及社会观念。正如弗里斯一再指出的，清朝当时的政治体制、治理结构和组织方式，都无法推动工业化革命，特别是在其具有稳定的社会、较为富裕的经济以及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情形下，发动工业化的动机、观念以及紧迫性并不存在，这种显而易见的思维左右了执政者对于工业化乃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知和接纳。

前工业化时期，清朝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英国所处的阶段并不具有一致性，两国虽然同属于农业文明，但是英帝国的海洋战略、掠夺性收入以及海外殖民等，远远超出了一般农业社会的承载力，债务违约以及剥夺教会财产等成为主流。当时的西欧诸国处于混乱和邦国林立的丛林之中，只有战争和债务才能支撑起庞大的野心，征服成为英帝国精英阶层的共同信仰。与之相反，当时的清朝仍处于较好的发展时期，社会较为稳定、治安以及民众情绪可控，经济、军事等领域处于上升期，社会结构和官僚体系井然有序。两国的执政根基迥异，英国只是一个不断强取豪夺的国家，而不是像清朝那样强大的帝国，此时的工业革命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和被迫的选择。而在一个经济处于上升且较为稳定的社会里，工业化和对外贸易的需求并不急切，社会安定、财产安全显然更为重要。

皮尔·弗里斯通过对两国的财政收入、货币、税收、人事、军事、经济政策、帝国统治、国家建设等方面的全方位比较，指出工业化的初衷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启动本身就带有一种掠夺性的特质，不断的侵略和战争造就了英帝国源源不断的外部市场，催生了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自由贸易与统一的市场体系为英帝国的富强崛起提供了源动力。与之相反的是，清政府不透明的财政收入体系和农耕文化，并没有产生对外贸易、资本主义生产、商品化流通的土壤。清朝为了良好的统治秩序并没有采取激烈的变革，也未能采取激励商业文明发展的政策，无力支持工业化进程。

以往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清王朝统治者的腐败落后，并将贴上“封建主义”的标签，未能意识到同一时期的西欧其他国家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英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追求商业、贸易自由和海外市场，通过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解决财政困难、税收下滑的问题，摆脱危机是执政者的最重要的目标，工业化革命只是一种从被迫到追逐利润的最优选择。在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和危机后，清朝也不得不开始“洋务运动”，发展工业和商业，然而时不我待，传统的体制束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微弱力量”并不能撼动整个国家，一连串的危机斩断了工业革命的可能性，保守主义思想开始盛行。

本书的意义在于，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带有本土色彩，无论是早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还是德国、日本等开启工业化，国家能力和政府行为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英国经济起飞中居功至伟的经济部门，政府扮演的角色始终极为重要，没有重商主义的干预，英国的海外出口和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政府的政策带有实质性的影响。而清朝的工业化并未启动正是基于政府的缺乏动机，客观的条件和执政思维注定无法点燃工业革命的火种。要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中国才开始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期间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已无法衡量。

如今，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期，中国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两国的历史比较中，以批判性思维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及时开启属于我们自己的工业化革命浪潮。

《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与中国》

[荷兰]皮尔·弗里斯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