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四五”时期要让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在随后印发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进一步明确要求“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

经合组织(OECD)的经验表明，大力发展企业年金（第二支柱）是一条应对人口老龄化行之有效的策略。一方面，企业年金实行完全积累制，这可以通过长期投资实现资产增值，为养老保障体系提供可观的收入；另一方面，企业年金还能增加职工自我养老储蓄，进一步充实养老保障体系。此外，发展年金有助于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这能减轻退休职工对基本养老保险的依赖，从而更好地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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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政府已经出台多项鼓励年金发展的政策，但我国企业年金发展依然处于滞后状态，未对基本养老保险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政府针对企业和个人分别出台了缴纳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自2000年起企业所缴纳年金费用若不超过工资总额的4%，可以直接从成本中列支；2013年后企业所缴纳年金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年金个人缴费部分，若缴纳额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4%时，也可以暂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我国建立企业年金的数量仅为11.75万户，参保职工数量为2875万人，覆盖率约7%，远低于OECD国家18.2%的覆盖率。

在企业年金发展较为滞后的同时，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却大幅高于OECD国家。在2018年前我国法定社保缴费率高达28%，其中企业和个人缴费率分别为20%和8%。而OECD国家企业和职工缴费率之和平均水平不到20%，美国更是低至12.4%，企业缴费率仅为6.2%。那么，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负担高，尤其是企业缴费负担重，是否为企业年金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笔者与合作者近期有一篇研究发现，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负担提高会显著抑制年金的发展，法定缴费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企业建立年金的概率会下降0.29个百分点，年金缴费率会减少0.006个百分点。

基本养老保险至少会通过三个渠道影响企业年金的发展：一是利润共享渠道。薪酬谈判理论认为，员工和企业按照一定的比例共享一家企业的利润总额，企业利润水平下降，会导致员工薪酬总额减少。企业缴纳的年金会进入员工个人账户中，所以年金是薪酬的重要构成部分。企业利润水平会随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提高而减少，进而对企业建立年金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二是缴费能力渠道。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后，企业内部现金流会下降，同时由于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这会使得企业发展年金的能力下降。

三是缴费动机渠道。企业的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经营战略，且二者对于招聘和留用职工有重要影响。现有研究发现，养老保险缴费会对企业创新造成负面影响，进而使企业更少采用以创新为导向的战略。这会降低企业通过高福利招聘和留住高能力研发人员的动机。

基本养老保险抑制年金发展的效应在不同的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

其一，对成本转嫁能力弱的企业影响更大。税负归宿问题是文献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研究议题，主要观点是当税赋发生变动时，这部分额外的“成本”未必完全由企业承担，而是由企业、土地所有者、职工及市场共同分担，而具体各自承担的份额则是由要素流动性、市场环境等因素决定。因此，高成本转嫁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等方式，转嫁由养老保险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年金的挤出作用相对更小。

其二，对规模小的企业影响更大。企业规模大小一方面决定了其消化或是分担成本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决定了建立年金的规模经济程度。企业规模越大，因缴纳养老保险所付出的成本对其影响越小，与此同时建立年金所需支付的人均管理费用越低；而养老保险成本对规模小的企业则影响相对更大，同时由于缺乏规模经济，建立年金所需支付的管理成本也相对更高。此外，规模大的企业抵御市场波动和风险的能力更强，在市场上存活的时间和概率比小企业更长和更高，所以提供年金的意愿也相对更强。

其三，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影响更大。劳动密集度通常和劳动成本高度相关。因此，劳动密集度越高，劳动力成本越大，缴费基数越高，企业所需缴纳养老保险金额也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企业所需支付的养老保险缴费增加额也越高，这会限制企业年金的建立。同时，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建立年金所需支付的成本也越大。所以，养老保险对年金抑制作用在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更大。

依据我们研究所估计的系数可以推算，2019年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4个百分点，将能提高年金覆盖率1.2个百分点。当前年金的覆盖率为5.7个百分点，所以此次降费将会使覆盖率增加21%，至6.9个百分点。尽管，这有效促进了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但也应该看到，这一覆盖率仍然较低，还不足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因此，政府还应出台，诸如税收延递、自动参与等更为积极的政策，促进年金或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以构建有效的多层级养老保障体系。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