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煤与电的关系

煤与电，政府重视，社会关注，这两个词还经常见诸媒体，可见煤与电的重要地位。

煤电占比过低或降幅过大都可能产生风险

电煤是指发电用煤，生产主体是煤矿；煤电是指用煤炭作为燃料来发电，生产主体是电厂。

二者是供应端与消费端、生产商与用户、上游与下游、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的关系；是互为依存，上下联动，互利共进的关系。

从历史上来看，新中国成立初，煤电发电量占比在90%以上，目前在60%左右。在20年内，煤电发电量应不少于总发电量的25%，因为煤电占比过低或降幅过大都可能产生风险。

到2060年因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碳，在排放之前，相当一部分将得到捕获，并加工转化利用。碳转化利用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水电、风电、光电的不稳定性是天然的，应由煤电来予以平衡和兜底。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低碳、减碳，直至碳中和，而不是去煤化、去煤电化。

提升市场监管力度

煤与电是互相依存、紧密相连的一家，但有时又是“顶牛”的“冤家”，最直接的是体现在煤价与电价上，煤价“高伤电、低伤煤”。

1.煤价波动较大，煤电矛盾长期存在。

煤炭长期由国家定价，煤价高了，国民经济发展不能承受。

1988年，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成立。统配就是国家管煤价，统一调配。

1993年国家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2003年电煤价格放开，但电价没有完全放开。电煤价格一涨，煤、电两家就为价格而争执。

2012-2015年，煤炭供应过剩，煤价低位徘徊，多数煤企亏损；2016年以后，煤价逐步攀升，2021年9月达到一个高点，煤电企业又亏损。

对国家和有关部门而言，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办？最终还是要解决的。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煤炭低价运行时间多于高位运行时间。而价格过高的情况，均出现在煤炭紧缺的时候。

二是煤炭价格过低、煤炭企业生存困难时，一般是煤炭行业自行消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煤炭多了，卖不出去，煤矿企业陷入困境，全行业进行扭亏脱困攻坚。有个矿务局曾提出一个口号，在机关和地面“人人二百三（月工资），共同渡难关”。另外，煤矿欠薪情况也多有发生。国家支持煤炭行业脱困，全社会也都知道煤炭行业困难，但从煤价上解决问题的情况不是很多。

三是由于煤矿面对的是电厂，电厂面对的是社会，煤价过高时，电厂存煤减少，很快传导到社会层面，这对煤矿形成保供降价的压力。另外，国家有关部门会采取措施，抑制上涨的煤价。当然，随着大容量储煤装置的投入，全社会储煤能力不断提升，适应淡旺季、以丰补欠的储煤机制逐渐形成，相信这种情况会减少。

2.电煤合同的签订很复杂

煤电双方签订购销合同这很正常，但此事却很复杂。本来电厂的装机容量、用煤量及储煤量是相对稳定的，不应该大起大落，但有时出现煤炭紧张的局面，这种情况并不是真的煤不够用，而是与合同的签订与执行出现问题有关系。

在煤炭供应充足，买方占市场主导地位时，有的电厂持观望态度，希望价格更低，签合同并执行的积极性不高。

在煤炭供应紧张，卖方主导市场时，有的煤矿不太愿意签约并履行合同，想要个更高的煤炭价格。

是否必须签合同？

签了合同不执行怎么办？

应签而不签合同的是否必须保供保运？

资本入市炒作怎么办？

这都要有全链条监管办法与措施。对于我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煤炭交易市场而言，每年以十亿吨计的煤炭进行交易，涉及数千亿的资金，关乎国家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监管调节作用，有机结合，共同发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煤价的确定，应当实行基准价+浮动价，但这一问题也非常复杂。

在建立浮动价时，可建立可操作的浮动办法与机制，确定浮动的幅度、何时何种情况才能浮动。

建立基准价时，应按煤质、发热量确定，并考虑成本因素、以及煤电两家的工资水平。资源不可再生，基准价过低，不利于保护和节约资源，可考虑划定不同时期煤价最低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