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互联网电商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直播销售已经越来越普遍，今年春天的“战疫助农”“县长带货”更是将直播经济推向了高潮。

对于直播经济，到目前为止大家关注的重点仍然停留在销售额、带货模式、主播特质等方面。实际上，作为一种新兴的经营模式、经济形态，直播经济在乡村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疫情之下，淘宝等电商平台开启的直播经济，不但成为乡村就业的新引擎，而且在不断推动着城乡关系、农民形态和农业合作网络的重构与进步。

直播经济成为乡村就业新引擎

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过1.7亿人。虽然两个数字的增速都有所放缓，但仍然延续了保持多年的增长势头。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破了这一趋势，农民外出务工规模出现缩减。综合人社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布的数据，疫情后滞留农民工的数量大约在1000—2000万人之间。笔者根据在湖南、贵州等地的实地调查，估计外出农民工数量减少大约在8-10%，与官方数据大致可以相互印证。这个比例看似不高，但从全国看意味着1500万人延迟返城、滞留乡村，绝对数量不能算小。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返乡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这部分人通常是在城乡之际徘徊。他们的就业主要有三个渠道：

一是在县城或乡镇打点零工。很多返乡人口住在农村，到周边的城镇寻找一些短期的务工机会，尽管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但也能够为维持生计提供一些基本保障。

二是到各类乡村种养基地、加工企业务工。很多基地和企业是脱贫攻坚中投产的扶贫项目，疫情之下，这些扶贫项目为返乡农民渡过难关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返乡人口的就业很大程度上享受了“扶贫红利”，这是我们在开展脱贫攻坚时没有预料到的。

三是在直播经济带动下实现灵活就业。各大互联网电商平台用网络直播的形式助力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为“战役助农”发挥了积极作用。阿里巴巴平台数据显示，淘宝上已经有10万多农民主播，覆盖到全国31个省(区、市)的2000多个区县，有效带动近百万农民实现就业致富。

农民主播本质是一种新型专业农户

近几年，在传统农区，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专业农户的崛起。专业农户具有专业化程度高、技术水平高、经营收入高等特征。当前活跃在规模种养业、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农业产业链其他环节的专业农户数量已经超过1500万户。

专业农户的演化有两个重要趋势：一是随着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专业农户数量还会不断增长;二是随着农业产业链分工、环节分工和区域分工的不断深化，专业农户的形态还会不断拓展。

专业农户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家庭农场主)、专业服务型(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专业技能型(技术型雇工)三种类型。比照专业农户的核心特征，可以发现农民主播实际是一种新型的专业服务型农户。其与传统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区别是，后者提供的主要是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的生产性服务，而农民主播提供的则是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经营性服务。二者之间只存在技术供给的区别，并没有经济本质的差异。

按照淘宝“村播”计划的设计，主播背后需要有运营、客服、美工、策划等多个岗位的支援，也让种植、物流等产业链上下游的机会变得更多。90后主播“小眼哥”一年里帮助新疆农民卖出了500万的农产品;笔者在西部某村看到，一个村庄的土鸡全靠一个农民主播线上销售!如果从提供专业化服务的角度来看，直播经济是多大的事业，能够带动多大的就业，恐怕不是简单的静态核算可以估量的。

直播经济的生命力在于重构农民合作网络

现代生产条件下，农业的弱质性不仅体现在易受自然条件影响上，还体现在地头生产环节的利润微薄上。即便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其地头生产环节的利润通常也只能占到全产业链的30%左右。欧美农户致富依靠的主要是发达的农民合作网络。

不同于中国的小农户专业合作模式，欧美农民合作网络主要是由规模化的专业农户为主体组建，形成覆盖运输、加工、零售等各个环节的大型产业集团。

中国的专业农户不是没有过此类尝试，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分工演化的历史原因，我国的产业链后端各个环节都已经形成了横向一体化的大型集团，这一格局下尝试开展产业链纵向一体化是十分困难的。

电商的兴起为打破这种产业垄断提供了重要契机，中间环节的减少为专业农户通过重塑产业链条来重构合作网络提供了可能。如果说早期的电商只是为合作提供了平台，直播经济兴起之后，农民主播完全可能成为推动合作的主体力量。如果这一努力取得成功，农民的增收致富完全可以不依赖外部扶持，在农业产业链内部完成。

如今，各大电商平台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陷入了激烈的竞争当中。哪家平台能够在竞争中最后胜出，恐怕不是看短期的市场份额有多大，而是看谁能率先实现直播经济与农业合作网络的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造血式”助农。目前看来，淘宝依靠其背后阿里生态体强大的数字经济能力已经在这方面占据先机。

毕竟，任何新模式都必须进入到一个产业的腹地，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