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蒂尔·兰波生于1854年10月20日，1891年11月10日，他在巨大的痛苦中死去，死时，他的一条腿已经因病被截，连同一个年轻人心中所有应有的希望也都不在了。1891年，在法国人的文学史叙事中，是现代诗歌的开端之年，兰波虽然早逝，却已用了短短的时间——从16岁到二十三四岁——就为这个开端完成了一切工作，其后一直到死，他都远离了文学，自己不写，也不读别人的写作。

兰波的诗文句词，多数都像谜语一样费解。与其“解读”兰波，不如与他对话，不是从兰波的作品出发，而是从自己出发，说自己的话，说到半途时与兰波相遇或者交臂而过——这就是当代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的写法。他的这本书，书名《一种幸福的宿命》，就来自兰波写下的一个句子“幸福是我的宿命”，但这句话未完，后边还有“我的悔恨，我的蛆虫”。

这是什么意思？写这句话的时候，兰波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之后将遭遇那么多的厄运，以至于凄然身死；可是“幸福”和“宿命”的连接是如此刺眼地不祥，让人无法忽视其预示和应验。

兰波的多义性，使得翻译他的作品几乎不可能。福雷斯特视兰波的诗为一种起源性的思考，因为起源，所以多义，各种义项尚未从词语中分化出来，而词语则带着字母固有的色彩。举个例子——兰波散文诗《灵光集》里有一首短小的《离去》，其第一句话，中文翻译可以是这样：

“愿景在所有的空气中遇见自己。”

这是电报一般的语言，十分精简，之前在法国从未有过。而句子里除了“愿景”这样的抽象概念，“空气”也并非实指的气体。很难判断出les airs指的是什么，是空气、天气、气氛，还是指人的面部表情，还是指的乐曲的旋律？这些义项，在法文词典里的相关词条里都有；假如你要从下文来推测，则更不可能，因为模糊的词语越来越多，比如诗中有Les arrêts de la vie——是指“生活”的“判决”还是“停顿”还是“扣押”还是“逮捕”？无论哪一个译法都是不准的，无论代入哪个词，都只有十分费解和相对费解之分。

兰波是在一个词的所有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他的诗，创造情绪和音乐性要多于创造意义，也使得相关的索解变成了一个你争我夺的战场。要当“兰学家”，就意味着成为一些靠着玩弄谜一般的文字吃饭的人，但这些文字却可以点燃另一些人的才思，比如斯特芳·马拉美，他成为一个比兰波更加玄奥的诗人，继他之后为语言洗牌，当马拉美在1898年逝世时，他的继承人如瓦雷里，拿到手中的已是一种全新的、为20世纪准备的诗歌语言了。

还有保尔·克洛代尔，1912年，他因为读兰波而皈依了基督教，在为一部兰波诗集写序时，他称兰波为“Un mystique à l'état sauvage”——一个野蛮（原始）状态的神秘主义者。这个称呼十分准确，但令克洛代尔深信不疑的是，兰波在临终前，在妹妹伊莎贝尔的陪伴下皈依基督教，这是一件必然而且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有如此才能结束他的野蛮状态，他的那些词语，同他不再写诗作文后的十几年的状态一样，都停留在原始、离乱、不确定的阶段，从未改变。

现在，这个书写者的行列里，我们又认识了福雷斯特。他是一位不情愿的作家（不情愿的理由稍后再讲）。在他的书中，我们看不到对于兰波的种种权威在手的解读，却可以看到充分的谦虚；看不到他因久读兰波而生的故弄玄虚的癖好，却又能看到他的某些捍卫，对自由选择的捍卫，对模糊暧昧的捍卫，对词语的捍卫。无神论者——这是福雷斯特坦然的自命——会信仰所有非上帝之外的事物，因为他们赋予它们以绝对的专注。

语言与神谕

小小一本书中，“神谕”这一节不妨优先去读，其中，福雷斯特引用了兰波《地狱一季》里的名言“千真万确，我所说的，就是神谕”。对这句话的理解，有很多是庸俗而懒惰的，都会指向兰波可能参加了某个秘密会社，明显地走火入魔。可是福雷斯特讲，此“神谕”能让那些对语言有追求的人感到受用：

“每当我对语言稍有失望时，我就很乐意打开兰波的书，仿佛在查阅一道神谕，遇到看不懂的句子就停下来。而这些句子也因此变得和预言一样，任我给它们下一个合我心意的涵义。我坚信兰波说的都是真理。我也坚信他说的真理只取决于我为这一真理找到的意义。”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兰波那种无比多义的语词，能让福雷斯特重振对语言的信心？

我想，这是因为福雷斯特渴望纯粹。人们都说，语言是工具，掌握一门语言就多了一把了解世界的钥匙，等等，可是你在领到一件工具的时候，总会一并接收下来对这工具的种种既有的规定：你领到一把尺子，就觉得它只能用来度量和画线，领到一副筷子，就只把它用在餐桌上，领到一把钥匙，就需要去找对应的锁。语言却不同于它们。语言的意义、色彩、功能，并不取决于别人——大多数人——的不假思索的使用；它若被很多人使用，就会霸道地要求你也会照着别人的样子去使用；语言就像水，别的东西越洗越净，而水却会越用越脏。

菲利普·福雷斯特（Philippe Forest，1962～ ），法国知名学者、作家，法国艺术文学军官勋章获得者，现执教于法国南特大学， 2011年起主编法国著名文学期刊《新法兰西杂志》。学术专著有《菲利普·索莱尔斯》《加缪》《文本和迷宫》《原样派史话》《大江健三郎》《小说，真实》，文学作品有《永恒的孩子》《纸上的精灵》《然而》《新爱》《云的世纪》等。

那么神谕又是什么？神谕不是可被人随便捡起在手的工具。因为它简练，它费解，把自己交给每一个留心的个体去思忖，而不留心的个体，根本不相信这回事的人，则视其为无稽之谈乃至欺骗。福雷斯特仿佛把兰波的语词看作中国古代占卜活动中，龟甲上烤裂开来的纹路，当初，这纹路的寓意需要卜者来阐释——对“卜”字字形的一种解释，正是说它是裂纹的象形。事实上，福雷斯特也的确将兰波与《易经》联系起来：

“我对待兰波的书，就如同传言中人们对待《易经》一样。《易经》里面讲到的六十四卦由完整的线（阳爻）和断裂的线（阴爻）组成，它们对应支配宇宙的两大既对立又互补的法则。它们穷尽了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每次出现的随机卦象都解答了人们向神提出的疑问。神谕伴有诠释，但这些诠释太过抽象、太过晦涩，以至于人们只有在代入自身后方能领会。”

作为庇护所的写作

可是这些话并非在搞另一种意义上的造神——把兰波神秘化。福雷斯特，正如他一向说的，本不该去当作家。他写作的最主要的驱动力是他个人的丧失。1996年4月25日，他在不到34岁时，失去了自己4岁的爱女宝琳。宝琳死于癌症，福雷斯特被这一打击所驱动，着手开始做一件他之前从未想过要做的事：虚构写作。他在他的第一部小说《永远的孩子》中写道：“哀悼让人不得不说。去做作者，去当读者，一个人去寻求文字，因为它们是对逝者唯一可能的贡献。”

他的写作是知识分子式的，这是他唯一的选择，因为深陷在悲痛之中，他只能紧紧抓住他最熟悉、最了解的东西——书。可是，这样做本身又是一种荒谬。福雷斯特的写作不止一次地回到了同一个时刻，同一个主题，即，文学在一个孩子的死亡面前是那么的无力，简直就是一团废话。“一个孩子死了，一整个故事开始了……这样一种死亡是必需的，每个故事都会从她开始：它用这把扳手扭转了时日的运动，然后把它再次固定在了同一种虚无的运动上。”相应的，他也一再地把写小说描述为一个偶然，“我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我只是个碰巧写小说的人”——“成为作者”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和他女儿的死一样，都不可预知。

《永恒的孩子》出版于1997年1月，在宝琳去世仅仅9个月后。两年后，他的第二部作品《整夜》出版，福雷斯特说，第二本书是对前一本书的“纠正”，而第三本又会纠正第二本。他试图找到一个方法，通过反复的尝试来回答死亡的严酷性，而这种反复尝试及其所见证的必然的失败，都是显而易见的——他在每一本书中都明示了这一点。

他设法逃离生命中的一处致命的空洞，却始终找不到停下来的地方；就像里尔克笔下最感人的主人公——马尔特·劳里德·布里格那样，福雷斯特只想逃离恐惧，却不曾预备好落脚的地方。

在书写的文本中，他就像一个找到了暂时的庇护所的异乡人。书只是一个载体，一条通道，而不是一个解决方案，更不会是一条解脱之路。在书中，再真实的生活也是虚构，促发了书写的是一种“突然而又无情的”必需，完成的书是一个抽象活动的物理表现；一旦开始书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开始，作者本人在书写的同时实现自我的更新。但福雷斯特的目标却是避开这种情况，他说，他要非常直接地讲述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便让人在不借助文学的情况下，听清一个孩子的患病和死亡意味着什么。

在《薛定谔之猫》一书中，福雷斯特尝试将自己落脚在物理学家薛定谔和他那只著名的“猫”上。他研读了薛定谔的传记和回忆录，与薛定谔对话。薛定谔活得非常“多”：他给许多女人写过情书，他跟有夫之妇成为情人，并同她有孩子；他一度带着两个妻子招摇过市；他在理论物理学和哲学这两个兴趣点之间实现了一种近乎分身的兼顾。对薛定谔和猫的沉思，让福雷斯特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他的书大多都收到了较为丰厚的名利，在读者和书评人的眼里，他成了某种“哀悼文学”的代表人物，那些需要安慰和疗伤的人，一定适合去读福雷斯特；人们相信他可能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声音传到了读者和舆论的世界里，那清晰而准确的风格，那对幼童的病亡的现实的揭示，都是他已经达到的写作的目的。

为此，福雷斯特之后的作品，一方面要继续“纠正”前作，也就是说设立新的角度和落脚点，另一方面要和“哀悼文学”这种标签作战。“一部小说，假如作者并非不得不写它，他又何必去写呢？”巴塔耶的这句话，福雷斯特时常引用，以捍卫他那超越了所有世俗理解的严肃。要是仅仅写几句“故作风雅”的、含糊的诗句，那只是为了在无人称的暗淡的辞藻中再次埋葬这个孩子；而他却想做到更多，更彻底：“我想要在书中讲述她是谁，她经历了什么……”这是为了“见证最本质的无意义”。他说，他可以接受女儿的死，却绝不能在意识面对的无意义面前认输。

然而，他又并不是纯然把私人的经验推入公共视野，让其他人一起来咀嚼他的痛苦。他的一种常见的写法，是尝试言说一些不可言传的东西。在《薛定谔之猫》中，他甚至努力尝试去看清闭上眼睛、用手按压眼皮时所看到的景象：“如果用指尖压在眼皮上就会看到大朵大朵的花儿盛开，池塘的水面上苍白的睡莲；水底闪耀着点点星光，仿佛一个反光的陀螺，围着它的尖头旋转。”可以说，他这是在记述一种自我转移注意力，把自己压入清醒和梦境的中间状态的过程；他想说，人是不是可以通过从宏观降入微观来超越生死，就像守护那只悬而未决的状态不断延伸的猫？

福雷斯特的兰波

但在文本之外，在书写活动之外，货真价实地存在着铁一般的“宏观真实”。福雷斯特也从不否认这一点。《一种幸福的宿命》是他又一次寻找落脚点和对话者，并又一次遁入庇护所的尝试。但和讲述薛定谔相反，他很少讲述兰波的真实生平——那是传记作家的工作；他对兰波的倾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兰波的写作生命之短促，他的生命能量集中在短短的七八年内爆发，随后就熄灭了。

在公认的权威传记《兰波传》里，作者让-吕克·斯坦梅茨为兰波的大半生下了定评：他像一颗流星，“走得太快了……他逃走了，消失了，接着又出现在人们眼前。我们只能看到他行进后留下的残余物”。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写信给朋友，可是朋友们只能通过想象来拼凑他的踪迹，而后世的人更是不甘心承认，以兰波的天纵之才，他竟可以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不搞更多的文学创作，他们相信兰波一定有未发表的作品，哪怕它们已被销毁，也值得让销毁的真相水落石出。

只有兰波死时的情形被还原得很具体：一条腿被截肢，癌魔在剩余的身体里蔓延，剧烈的疼痛，头脑紊乱，不住地喃喃自语，处于谵妄之中。学者考证，是风湿病转化为滑膜炎，进而形成肿瘤，最后产生了癌细胞，而没能治愈的梅毒在他的最后几天发挥威力，加剧那些病痛。死前的兰波一直在咒骂医院的看护人员，吐着唾沫，景象凄惨。

基于此，后世的人认定兰波皈依基督教，其实也是在为兰波找安慰。可福雷斯特显然认为，不如恢复对兰波作品的吟读——那才能为他造就第二重生命；同时，这种重读无需以搜罗更多的佚失之作为基础。取道兰波的文字，他绕开了那有限的事实和无限的猜度；在兰波现存的总量极为有限的文字中，他抽取了26个词语，它们的首字母对应于字母表中26个字母，然后阐释它们，“仿佛它们和我休戚相关”。

“仿佛”二字可以拿掉，因为遭遇过丧失的人，很容易从随机得到的符号中看出“神谕”来，从中得到对自己的丧失的解释，并获得安慰。然而福雷斯特又说，他不信什么神谕：“我一刻都没有把兰波的作品看成是某种蕴含世界真谛的圣书——更不用说是我自己人生的真谛。然而，完全无需信仰某一神明，就可以信赖形成这一信仰的宗教仪式。”

如果你去求助于一副塔罗牌，则阐释的权力掌握在懂塔罗的人的手里，由他或她来告诉你牌语的意思；如果你去问卜，你也要听取周易专家对卦语的翻译。而福雷斯特坚持要自己来解释兰波的词语。在这本小书中，没有任何一位相关的专家被提及，有的只是作者的个人经验和兰波的只言片语之间形成的角度——只是一个角度，连“吻合”“呼应”“印证”都谈不上，但角度已足够构成对话，引起启示。这正如对待一颗流星的正确态度，是注目并把它记住，而不是许愿。

《一种幸福的宿命》

[法]菲利普·福雷斯特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