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建筑师事务所”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民国时期，“南华盖、北基泰”是中国建筑设计机构的南北翘楚，代表了“建筑海归”一代的声望。其中，基泰工程司由关颂声1920年创办于天津，杨宽麟、杨廷宝、朱彬等先后加入，现存代表作有天津市百货大楼、上海第一百货等；华盖则由赵深、陈植、童寯于1932年在上海创办，以合伙制运作，现存代表作有上海大上海电影院、上海黄浦剧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等。

对建筑专业人士而言，这些前辈建筑师的业绩闻名遐迩，他们对中国建筑业现代化转型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的经验和思想以建筑作品、教学方法、行业准则、文化遗产、文艺作品乃至逸闻传说等方式流传至今。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建筑师在一般公众的历史记忆中，却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提起建筑师，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就那么几个：古代的鲁班、李冰、“样式雷”，近现代则不外梁思成、林徽因、贝聿铭等。

也许是建筑曾被认为只是一种专业技术，不像一些广为人知的科学研究的战略性那么强；也许是建筑自身比较复杂，建筑师工作的细节比较难被人们了解；也许是建筑师们恪守专业精神和“乙方姿态”，较为低调，缺乏“星味”，留下的史料不多且不成系统……总体上看，对近百年来中国的国家发展与城乡建设曾起到过物质奠基作用、在清末民初学成归国知识分子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现代中国建筑师们，“露脸”的机会不多。

《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

张琴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是难得地为那一代建筑师“说话”的小书，以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的三位合伙人赵深、陈植、童寯为主要对象，兼顾同时代的其他建筑师及相关人士，从1920年代写到1950年代。时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先后展开，烽火连天之际，华盖建筑师们天各一方，赵深立足抗日大后方云南昆明开展新业务，陈植留守上海维持本地项目，童寯投身于紧张的抗日工业建设工作，并在贵阳运营分所。

他们一方面坚信中国必胜，主动参与抗战，克服艰苦条件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先后设计了百余栋各种功能的建筑，包括住宅、学校、工厂、办公楼、文化设施等，并设法维持事务所的存续；一方面被动应对战时的动荡，忍受与家人的分离之苦，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与各方势力保持合理的距离，抽出精力甚至付出财力指导学生、后辈，与其他建筑师和学者们共同推进中国建筑学的研究和传播工作。

站在数十年后的视角回看，“二战”的特殊时代背景给了我们更好地看待华盖建筑师及其同代人的角度，“华盖三杰”的事迹也能够吸引我们再一次认真细致地了解那个年代。《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一书以区区200页的短小篇幅完成了启发式的叙述，作者张琴坦言写这本书是“做笔记”，很多内容都来自建筑史研究、寻访知情人、阅读资料、查找和比对档案的漫长过程，一边探索一边记录。

张琴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师从阮仪三教授，多年从事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古村落调查等工作，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她的丈夫童明是童寯之孙，现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创办了梓耘斋建筑工作室和织城网络。张琴的第一本书《长夜的独行者：童寯1963-1983》就是以童寯最后20年的工作和生活为主题，《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延续前作风格，有一定的“前传”色彩。

书中写到的一些事件，张琴也并非事先知道，而是在阅读、记录中偶遇。比如全书开头所写的1941年3月昆明大逸乐影剧院坍塌导致重大死伤案，因社会影响巨大，由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亲自下令严厉追责，直接导致赵深入狱、被追回设计费并处以大额罚金。如张琴在书中所分析的，该案对赵深的处罚明显过于苛刻，可能有当时社会舆论的特殊原因——次日发生在重庆的隧道惨剧引发“举国同悲”，赵深是因氛围被迫“背锅”；而昆明大逸乐影剧院和重庆隧道的事故都是由日军飞机轰炸导致，赵深曾多次主动查看大逸乐影剧院的受损状况，第一时间拿出修复方案，影院老板不愿停业出钱整修才是酿成大祸的真正原因。

赵深负责任的举动铁证如山，很快为他赢得了声望，此后反而为他带来了云南省内的大批项目委托，龙云和时任滇南边区司令卢汉都很认可他，先后多次成为他的委托人。华盖和赵深的名望，就像这次影院坍塌事件一样，在烽火年代与大后方地区紧紧地绑在一起。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的历史变迁和城市建设，相关的记录并不多，很多建筑也因地块改造而消失，或因转换用途和业主等而变得面目全非，建筑师的事迹和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沧桑也随之封印。

童寯是中国现代建筑师中非常具有思想性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一辈子都执着于研究，不仅有高超的设计技巧和卓越的绘图能力，也是学贯中西、重视著书立说的专家。在华盖，童寯长期负责图房，是技术负责人。当然，赵深、陈植与童寯同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优秀学生，他们非常认可彼此的水准和风格，在合伙共事期间虽因性格、专长不同而各有侧重，但技术共识是他们的基础。一个项目无论是三人中的哪一位具体做的设计，他们都共同署名。童寯担任过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教授，长期搞学术研究，在园林方面有《江南园林志》等多部代表作，对古建筑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都是必读。但在《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一书中，我们能看到童寯的另外一重风采。

在“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这一章中，张琴写了1938年童寯应叶渚沛之邀去重庆，先后设计了多座战时工厂的不凡旅程。叶渚沛是海外华人、冶金学家，时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冶金研究室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工作，曾任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首任所长。资源委员会原为“国防设计委员会”，负责重工业发展和工矿企业管理，下辖121个总公司、近1000个生产单位，涵盖钢铁、有色金属、机械等十余个工业部门，在抗战期间实际成为国民政府的最高经济领导机关，以统筹建设、推动生产的方式为抗战“输血”。

华盖与资源委员会早有合作，于是童寯接受叶渚沛的邀请，两人在香港会合后辗转多地，驾车飞驰千里抵达重庆。童寯先后完成了化龙桥重庆炼铜厂工房、四川綦江纯铁炼厂工房、四川资中酒精厂工房。这些工厂快速投产后，对抗战军需物资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对我国后来相关工业的研发与生产也有重要意义。

其中，留德化工学家张季熙主持的资中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供给中国空军用作战机燃料，直接助力抗日，尤其是在沿海港口被占领、滇缅公路被切断失去外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以求打通大陆交通线等特殊的战争态势下，对孤岛般的大后方维持战事而言，可谓金子般珍贵。

童寯当时的工作环境艰苦而危险，他的工作场地经常很偏远，工程能使用的材料也相对简单；他在重庆的居所里空空荡荡，仅靠两三张绘图桌、一支笔、一张纸而全力以赴地画着。有的建筑师在执行相似的任务时遭遇空袭殉国。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人则不断地被迫迁居，大多要在贫苦中坚持工作，有人则要忍受病痛。

以华盖为代表的这一代建筑师，往往都出身于较好的家庭，受到正统、规范的欧美建筑教育之后，怀揣专业理想与振兴国族的抱负回国创业，无论工作还是教学，面对业主、同行、学生或是公众，他们都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思想格局来要求自己。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战火、社会动荡及历史的考验先后无情来临，最重要的品质仍要全力以赴去坚持，尤其是对工作抱有热情，对家人亲友真诚地施爱。对于时代变迁带来的一切不确定性，他们以建筑师之名，去勇敢地承受未来才会降临的公允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