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是一门研究时空的学问。百年探索，我们已可以初步把握中国古代文明的时空分布和谱系脉络。

《考古中国——15位考古学家说上下五千年》撷取了15处大遗址，请14位亲身参与考古工作的考古学家来细致讲解，这是一场饕餮盛宴。这里的“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

有学者对这些“大遗址”的重大意义做了提炼：第一是认知中国文化之源的地位；第二是拥有探索中国国家文明起源的意义；第三是展现中华文明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最佳例证；第四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诠释；第五是对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国土大国与文化大国的空间表达；第六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共生、相互辉映的典型例证。本书推出的15处大遗址就从各个方面对上述历史意义做了生动的阐释。

大发现见证中国考古百年史

今年，正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考古中国——15位考古学家说上下五千年》收录的15项考古发现，从1921年发现的河南渑池仰韶村，到2020年发现的陕西靖边清平堡，是中国考古百年发现与研究史的缩影；从“50后”到“70后”的14位考古学家，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直至今日，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转型与发展。

从这些大发现中，我们可以窥见若干考古学方法技术的进步，嘉惠学林。譬如，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系第一代“海归”，他在主持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之初，就开始安排对遗址进行地形测绘，到了发掘后期的20世纪30年代，殷墟的发掘方法已经由原来局限性较大的窄探沟法改为全面采用大规模探方法，从而发现了大量遗迹现象并基本上摸清了其结构和相互关系。李济先生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肇始，而梁思永先生在殷墟发掘中对“后冈三叠层”的判定，则标志着考古地层学在中国的确立。

同样是梁思永先生，在总结了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和河南安阳小屯建筑基址发掘经验的基础上，首次辨识出了夯土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存。到了20世纪60年代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我们的前辈则可以比较从容地全面揭露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宫室建筑基址了。新兴的遥感考古和水下考古，则使得中国考古学进入了“陆海空”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全球文明史视角下的古代中国

英国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爵士，是在童恩正教授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学概念，她称之为美丽的“中国弧”。她认为，古代中国的版图可以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分为3个区域：一是东南的中原地带；二是西北方的草原地带；三是在这两个气候、经济、文化颇为不同的地理区域中间的那个弯弯的、像半月形的区域，就是“中国弧”。

罗森教授认为，在“中国弧”的西侧，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步伐和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步；在“中国弧”的东侧，古代中国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面貌，与欧亚草原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正是这个美丽的“中国弧”，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中国弧”是理解欧亚历史长时段效应的一把钥匙，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更有学者指出，半月形文化带的形成显然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出现有很大关系。可以说，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和“中国弧”，就是我们从欧亚大陆文明史的视角解读早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是的，中国从来就不是自外于世界的，它一直是在汲取其他文明体先进要素的基础上扬弃、创新，生发出自身特色的。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请国家文物局、教育部、科技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有关情况。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代表项目执行专家组在介绍中说，“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这显现了我们在看待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关系上的一种自信。

“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发出这样的慨叹。

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历了几波大的文明潮了。第一波大潮，可以上溯到人类走出非洲，在距今10万年前后。在几万年之内，人类的足迹就几乎踏遍了全球陆地的绝大部分，包括我们所在的东亚。这应该就是全球化的开端。

第二波大潮，就是大约10000年前的“农业潮”。在此之前是数百万年的攫取经济（狩猎和采集），之后人类驯化动物和植物，定居的农耕经济开始。由积蓄到私有财产、人口繁衍、社会分层，人类走向了社会复杂化的阶段，出现了国家。

既有的研究表明，彩陶之路是距今5000多年以来形成的以彩陶为代表的中西农业文化之间的交流通道，并以人群的迁徙为主要交流方式。距今约5500年以后中亚的锯齿纹彩陶等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存在一定影响，而中国彩陶文化也渐次分南道、北道西行，影响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克什米尔地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部分石人面形象、铜器以及绵羊、山羊、黄牛等家畜，显现了与欧亚草原地带某些考古学文化的联系。东亚大陆最早的一批邦国（或古国）就出现于这一阶段。

第三波大潮，即青铜潮。从大约5000年前的欧亚大陆西部开始，这是人类出非洲之后的第一个大十字路口。文字的出现，马的驯化和马拉战车的发明，与金属文明的发生与初步扩散大致同步。西方学者早年编的一部文集叫《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考古学者当然认为是5000年。东亚大陆若干地点进入青铜时代，在距今3700年前后。东亚最早的成系统的文书，是距今3300年前后的甲骨文，马拉战车与其大体同时出现于殷墟。

具体而言，关于铜器冶铸技术问题，也如不少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龙山时代前后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影响关系密切。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的中原地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碰撞与裂变的历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可以认为，是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北方式长身战斧和环首刀等，更是这一中原腹地最早的青铜文明与欧亚草原青铜文明文化交流的力证。至于广汉三星堆文化所见包括受中原地区影响在内的各种外来文化因素，在欧亚大陆区域文化交流中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至于后来在殷墟时代最早出现于东亚大陆的家马与马拉战车、带有多条斜坡墓道的王陵大墓与大规模的杀殉习俗、显现出深厚解剖学底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甚至在波斯帝国之后兴起的秦汉帝国，都应放到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对其有深刻的了解。唐宋时代及其后兴盛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遗存，更表明在“哥伦布大交换”前，全球文明间的物品与信息“大交换”早已不绝于途了。

第四波大潮，是从260年前开始的。英国开始的工业潮、蒸汽机，然后是电气化、信息化、智能化，随之而来的是欧洲殖民运动、资本主义、狭义的全球化……中国当然也被裹挟着进入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时代。

显然，从狩猎采集时代，到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互联网时代，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在这样的加速度中，我们如何自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都是我们必须深入严峻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考古人跟大家讲的10万年到500年前的历史离我们远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本文节选自《考古中国——15位考古学家说上下五千年》，该书即将由中信大方推出。书中所选的15个“大遗址”：仰韶村、双槐树遗址、殷墟、三星堆、阿房宫、良渚、石峁、二里头、秦始皇帝陵、南越王墓、法门寺地宫、南海I号、海昏侯墓、后司岙、清平堡，其中12个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