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陷入财政危机，政府没钱了，怎么办？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在诸多晚清历史叙述中，《帝国经济风暴：大清帝国最后70年》是少见的专门从财政角度出发，展现清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如何将自己一步步推向末路。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日常生活中人人都知道钱很重要，但历史研究中一旦涉及财政、经济制度等问题，大众兴趣点就降低了，比如同样是谈明代中期历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被一版再版成为学术畅销书，而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关注度却远远低于前者。

《帝国经济风暴》作者、青年历史学者张昕冉说，经济史研究比较枯燥，不像王侯将相、才子佳人，有很强的故事性。另外，古代史书多以政治事件记载为主，经济方面的材料较少，也给经济史研究带来难度。但不管儒家如何耻于谈利，“钱袋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来说。

乾隆盛世背后的危机

在张昕冉看来，晚清财政危机其实始于乾隆后期。2016年，历史学者张宏杰也写过《饥饿的盛世》，揭开盛世光鲜背后的腐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政府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他们看到的是极为严重的贫富差距，所谓“富者连阡陌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马戛尔尼在回忆录中说，“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人口和土地矛盾急剧上升，愈演愈烈，清末财政危机在‘康乾盛世’就有预兆。”张昕冉说，作为农业大国，清政府主要在土地上征收税赋，田税占了大头。清初是按照人头数收税，将丁银和田赋合并上缴。有些地方为了逃税，出现户口隐匿等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熙废除人头税，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口数作为征税标准，之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从雍正开始全面推行，把固定下来的丁税平摊到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摊丁入亩”。

这个财政政策带来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对地方征税的考核依据变成田地数量，上级领导每年到地方调查田亩，以此订立征税标准，如果完不成，地方官员会受惩罚。于是很多地方官员思前想后，觉得还不如少报增加的田地数量，以求无功无过。“当时这样想法的官员不少，以至于整个清朝中期财政收入增长都极为缓慢。”

财政收入没有增长，人口却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鼓励下激增，数量严重超过预期——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四年（1834年）更是达到4亿。这种情况下，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人均耕地面积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27.92亩，到150年后的道光十四年仅有2.84亩。保守估计，人均粮食生产总量从康熙二十四年到道光十四年下降了一半多。

“当时中央政府确实也减税了，这在历史上也是一种最为有效的办法。但问题是，税负额下降幅度远比不上人均粮食减少的幅度，结果就是老百姓剩余的粮食仍然不足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张昕冉说，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康乾盛世”的辉煌早就落幕，财政亏空越来越大。

厘金严重摧残晚清商业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措施。《帝国经济风暴》中详细介绍了晚清对外贸、财政、货币、海关等方面进行的各种改良，通过这些细致的描述可以看到，各种改革不仅无力回天，甚至还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

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为了筹措钱粮平定叛乱，清政府想了很多“创收”办法，开中国税收史上向商人征税先河的“厘金”就此出现，直到民国20年才退出历史舞台。

厘金诞生实属偶然。咸丰三年（1853年），在扬州江北大营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为了多养兵抵抗太平军的进攻，发明了一种新的捐纳方法，要求米商每销售1石米就缴纳50文钱。由于扬州是江南产米之地，且捐纳数额较少，商人很快就完成捐厘助饷的目标。咸丰皇帝看到雷以諴的方法后十分高兴，要求江北大营按照实际情况“酌情办理”，相当于默认厘金推广，尝试以收取商税的方式填补财政亏空。

厘金在执行过程中很快就变样，“值百收一”在大部分地方被抛弃，直接以2%的税率开征，上海地区由于商业发达，税率更是高达3%~4%。“这种制度对商业摧残非常严重，为本国商品的滞销和外国商品的长驱直入提供巨大便利，造成的损失远高于清政府从中获得的一点点收益。”张昕冉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鸦片战争前，茶叶是清政府出口的拳头产品，远销海外。厘金出台后，每百斤茶不仅要交二两五钱的关税，一路上还被各地方政府收取厘捐，导致出口成本畸高，中国茶叶在海外市场的多年耕耘毁于一旦。

“以清政府的治理能力而言，当时无论他们采取何种措施，都会无可避免地加大危机。”张昕冉说，原因是统治者对底层民众“习惯性熟视无睹”。这种无视，不仅是制度上的，还有思想上的。当官员们将人民置于地方精英的管理之下，其实就已经放弃了政府对人民的管理职责。“人民只能老老实实耕田劳动、缴纳赋税，这些是官员的政绩，除此以外他们不具任何现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除非忍受不了发动起义，底层才会引起上层的重视。这种思想上的短视，对现代国家的形成是极为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