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Nature Sustainability杂志的调查，中国有望提前9年完成《巴黎协定》的2030年气候目标。那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碳排放国之一，中国在过去几年里做了哪些工作，未来又当如何领导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1月22日，2020年冬季达沃斯“中国的全球绿色领导力”圆桌论坛在瑞士举行。公共与环境事务研究所所长马军出席会议并对近年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发表看法。

马军表示，“在过去20年里，中国在提高公民意识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媒体、学校、政府等各方都在鼓励重视环境问题。此外，国家也在环保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环境目标纳入发展计划，而且在制定法律法规的同时严格驱动落实。在过去四年里，国家有上万调查员被派到各地工厂、政府(部门)检查，看是否(在环保方面)做到位。”

虽然中国政府已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但在马军看来，光靠政府的努力仍然不够，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应当参与进来。

除政府和人民坚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之外，马军认为，企业也应当起到重要作用，而人民可以起到助力、监督和正确鼓励企业的(环保)制度的作用。“这并不是在道德上指责企业。过去，企业的(发展)势头、机制是错误的，它们的违法成本要低于合规的成本，所以那些走旁门左道的人反而在过去市场中得到了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现象”。

马军认为，应当重视(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数据和透明性，因为这可以让违反规定的人无法遁形。据马军介绍，过去一些跨国集团在中国采购，只知道购买最便宜的东西，并不知道哪些生产商在污染环境。而在2007年，他所在的组织与其他20个非政府组织推出了“绿色选择”的倡议，为跨国集团提供(企业环保情况)清单后，这些跨国企业也开始对这些企业进行各种比较。

“如今，这些国际集团和品牌在我国采购、签合同的时候，会更加关注生产商的污染情况，例如苹果、H&M、华为等企业，都已经在关注供应商的污染情况。我们每周能够推动100家中国工厂的合规，并为他们做认证等工作。”马军说。

马军将这种模式称之为“生态链”，即将品牌与供应商串连起来，让他们有可靠的数据参考，能通过手机短信收到警告并进行跟踪，能够以权力下放的方式让品牌和集团更好地监督供应链和供应商，达到合规的目的。

此外，许多金融机构也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财务决策。据马军介绍，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有10家主要金融机构找到他所在组织，其中也包括一些大型银行。“有7万家企业想向这些银行贷款，我们会协助这些金融机构做尽职调查，了解企业的环境绩效。此外，我们也开发了环境评级体系，用颜色对企业评级”。

“这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势头。对于全球关注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的人来说，现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数据黑洞’，相反，从上游到下游，中国已经占据整个供应链，这些大型集团和品牌可以了解到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情况。”

生态环境部在2019年11月27日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相当于减排52.6亿吨二氧化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4.3%，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也就是说，中国已提前达到2020年的碳排放目标。

而在未来，我国也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左右，会出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计划，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战略方向。

对此，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主席Lord Nicholas Stern给予了肯定。他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承认和肯定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规模，而且肯定了自己能够发挥核心作用。

但他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是中国的一倍，而他们的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1/2，因此当他们的生活质量提升到中国的水平时，排放量的规模也将翻番，届时气温可能上升3度还不止。

而《巴黎协定》主要目标，则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摄氏度以内。因此Stern建议，中国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也应当注意环保。

马军则进一步指出，由于“一带一路”是政府对政府的协商，所以更多地取决于东道国的决定。不过在这一过程中，(除政府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可以以各种方式参与进来，而“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绿色‘一带一路’的数据库，同时还要有问责制，保证境内境外的数据能够带回中国，供我国金融机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