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健委三部委联合发文,要求从4月1日起中小学、幼儿园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学校负责人要与孩子们共同进餐。

学生在校期间饮食安全,牵动每一个家长的心。怎么才能有一个治本之策?

早在安徽芜湖三所幼儿园食品安全问题曝光之时,有媒体就提出过:“可设立园长陪餐制——园长吃什么,孩子吃什么。”但这事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而由于成都某学校食堂的饮食安全问题再度引发公众强烈担忧,于是“陪餐制”正式出台,且扩大至中小学。

三部委联合发文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是:学校食堂饮食安全的关键不在其他人,就在学校的负责人,把责任落到了他们的身上,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笔者对有关部门有所作为加以点赞之际,想到了一件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似乎有类似之处的往事——二战期间,一次巴顿在审阅阵亡士兵统计表时,发现空军的死亡率高得出奇,追问之后才知道很多士兵是跳伞训练摔死的。当时兵工厂为美国空军供应的伞包经常打不开。巴顿于是立下规矩,以后每一批次的降落伞都要经过厂家的试跳,才能供应给美国空军。这个问题自此得到解决。

说“似乎有类似之处”,是因为“陪餐制”与“陪跳制”有相同点,然而更多的是不同点。首先,校长不是商人,商人有逐利的本能,而校长没有,也不应该有。古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见过有哪个国家为避免未成年人在家中用餐食物中毒而出台父亲“陪餐制”的?

商场如战场,难免会有见利忘义之人,每年的央视3·15晚会曝光的那些事可谓见怪不怪了;如果校园哪一天也如同商场,那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毕竟,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如果法律是弱势群体寻求公正正义的最后防线,那么教育理当是“有教无类”的真善美的天堂。更别说校长是教师中的精英,用对付不良商人的手段来防范校长,那么对教师的要求抑或期望值也就降到了底线之外。

其实,现实生活中“陪餐制”并不鲜见。记得杭州曾有这样一则校园新闻:“浙大附中正式上课的第一天……为了体验同学们的伙食情况和就餐氛围,申屠校长特意不去位于三楼的教工食堂,而是来到同学们中间,和大家一起就餐。看到申屠校长坐下来,同学们纷纷围拢过来,和申屠校长边吃边聊起来。这样近距离与校长接触,同学们都觉得非常亲切。申屠校长说,以后每一天,我们干部、老师都会走到学生中间,和同学们一起就餐,了解同学情况,倾听同学心声,建设师生共同成长的良好环境。”

笔者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对这条大张旗鼓的新闻颇为不解。其实,这条不是新闻的新闻是学校工作的“底线”而已!将“底线”当新闻,意味着眼下的教育之殇。所以,校长陪餐都成了新闻,实在让人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