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生命的有限，有一种急迫感。因为到底这些诗人都是诗的精灵，几千年的精灵，透过他们来诉说、来写作，来对着他们同一个时代的人吟诵他们的诗作，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我急切地想要留住这些……”

诗经离骚、唐诗宋词，千百年来流转在中国的土地上，根植于人们的精魂中，构建起属于国人的诗词宇宙。

百年来，一位“穿着裙子的士”，在动荡流离中被诗词拯救。而诗词，又在她如唱如诉的吟诵中，一笔一字的注解里，重新复活。

如今，透过台湾导演陈传兴的目光，叶嘉莹的百岁一生被搬上了大银幕。它讲述一位女性的“百年孤独”、古典诗词的千年传继，为观众还原了一位真实的“诗的女儿”。

漂泊离乱归原乡，叶嘉莹的“弱德之美”

这些天，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在全国上映，作为台湾著名导演陈传兴“诗人三部曲”的终曲，历时三年，拍摄了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知名汉学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命片段。

缘于这个契机，叶嘉莹再次被各个媒体广为报道。而上一次她的名字这样密集出现，还是因为去年“叶嘉莹先生再次给南开大学捐款”的热搜。

前后两次，叶嘉莹为回国后所任教的南开大学累计捐出了3600万元，设立了“迦陵基金”，用以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这是她个人的毕生积蓄，包括了她变卖天津和北京两处房产所得，以及版税和稿酬。

“叶嘉莹先生的一生，就像是风中的芦苇，而不是一棵大树。她的弱德之美，是一种坚持，而不是一种彻底的屈服。就像风暴中的竹子与细草，风暴过去还是一样活着。”陈传兴这样描述叶先生给他的感受。

如王国维所讲，“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漂泊离乱的苦难，伴随了叶嘉莹的一生。亦如陈传兴所说，这是一部女性版的《百年孤独》，呈现的是一个女人的百年史。

1924年，中华民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叶嘉莹出生在北京察院胡同的一个书香世家。虽生于乱世，却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叶嘉莹名字中的“叶”来自“叶赫那拉”。白先勇评价叶先生身上拥有一种“天生的华丽”，笑言“可能就和她叶赫那拉氏的血统有关系”。

初二那年，七七事变爆发。叶嘉莹清清楚楚听到了卢沟桥的炮火声。尔后，年少的她经历了丧母之痛，一连写下八首《哭母诗》。叶嘉莹在辅仁大学国文系就读时，开始师从诗词大家顾随先生，从此与诗词有了更深的情愫。

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叶嘉莹与丈夫结婚，并随之前往台湾。“那时候我以为很快就可以回来，所以随身只带了简单的行李。”想不到，这一走，却别离故土几十载。

在台湾的那些年，叶嘉莹并未得到丈夫的呵护。丈夫被卷入“白色恐怖”下狱后，她一边独自抚育女儿，一边执教研究。1952年起，叶嘉莹开始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执教，白先勇、席慕蓉等一批现代著名作家、诗人成为叶嘉莹的学生。

叶嘉莹叹，“人生如梦”。

上世纪60年代，叶嘉莹从台湾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讲学，与哈佛大学著名的汉学家海陶玮教授合作研译中国诗词。至上世纪60年代末，叶嘉莹到加拿大温哥华，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生活才渐趋安定。

1976年，奢望安度此生的叶嘉莹再次顶头撞上大不幸，她的大女儿与女婿在一次车祸中罹难。叶嘉莹含泪写道：“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丧女锥心后，叶嘉莹开始寻求还乡之路。

1978年，叶嘉莹申请回国教书，此后，她受李霁野邀请来到了南开大学。叶嘉莹将安葬在加拿大的父亲骨灰亦带回了故土，“他一定想回国来的”。

在她的长诗《祖国行》里写道：“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

之后的几十年间，叶嘉莹以诗为约，共与中国求诗若渴的年轻人们，一道探索古典美的殿堂。“我要把自己一生交给诗词。”

男性的诗词宇宙里，“穿裙子的士”百年承继

在陈传兴的眼中，过去中国的诗词，是属于男性的宇宙。

“从花间词开始，词里的男性假借女性口吻来说、来写，展示出男性另外一个世界里面阴柔、比较双性的一面，透过这个东西可以摆脱掉原本在现实世界、经验世界里面要去承担的‘我是一个士大夫’‘我要正经八百’的东西，整个就放开了，情感就更加流露、更加自由了。而过去的几千年来，中国的女性是不用去承担所谓的庞大的、士大夫的那些社会责任的。”

“但叶先生，刚好把这个糅合的过程整个颠倒过来，是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男性不再是诗词宇宙的中心。所以她真的做了一个很大的开创，所以我说这部电影是一个女性版的《百年孤独》，在这个《百年孤独》中，中国几千年来的诗词重新改写。”陈传兴说。

在拍摄中，陈传兴说他看到了叶先生身上非常阳刚，甚至可以说是雄伟、雄浑的一面。“如果去细读一下叶先生的诗词，事实上她的诗词里是有这一份的雄浑。特别是她在回国后写的《祖国行》，里面就可以感受到她有一种家国的、很庞大的情怀在。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数的，因为我们一般读到中国少数几个女词人，大部分都是比较温婉的。”

叶嘉莹写诗词，更承诗词。诗词，就是她面对苦难的庇护所。

《掬水月在手》里有一个细节。在哈佛的图书馆里，叶嘉莹拥有了一片自主的书海天地。图书馆闭馆后，仍能工作到深夜。也是在异国的图书馆中，叶嘉莹潜心研究王国维，直至“我竟会有一种静安先生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的感觉”。

所以才有人形容，叶嘉莹一生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全情投入的研究，让叶嘉莹将历史用诗词串起，将美和善内化于心。让无数的大家也好，普通学子也罢，都追随着叶先生那独一无二的吟诵声，心绪跌宕、婉转情迷，沉浸在诗词的讯息里。

台湾作家陈映真回忆：“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白先勇也说，他是逃掉了其他的课程，挤进教室去听叶嘉莹先生的课。

叶嘉莹曾说：“我一直在教书，这是情不自已。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讲给年轻人知道?你不能讲给青年人知道，你不但是对不起下面的青年人，你上也对不起古人。”

因而，无论是漂泊的日子里，还是归乡后，叶嘉莹一直在播撒着中国诗词的种子。

“叶先生对这个时代所投下的重大影响、贡献，后代人可能会比我们这些跟她同一时代的人看得更深。随着时间的拉远，随着不被时代既有的经验世界所影响，她将影响更多的人。”谈及叶先生对中国诗词的意义，陈传兴如是说。

百年今生，千年承继。虽然“一世多艰”，依旧“寸心如水”。

透过“电影的诗”，留住诗歌的精灵与海上的遗音

大多数人认识陈传兴导演，是因为“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很早前，陈传兴就有了拍摄叶嘉莹纪录片的念头。2016年，迟迟找不到投资方的他，深感此事不能再拖，遂拿出自己的积蓄开始拍摄。

得益于此，无缘面聆叶嘉莹先生诗词课的年轻人们，透过大银幕上一首“电影的诗”，窥见和体悟叶先生人生一二。

《掬水月在手》是陈传兴“诗歌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如雾起时》谈的是“诗和历史”，《化城再来人》谈的是“诗和信仰”，在第三部曲的时候，陈传兴回溯到诗词更为本质的层面：通过叶先生和诗词共荣共存的关系，来探讨“诗和存在”的问题。

“从我自己的所知里面，用所谓的电影这种语言，用现当代人已经习惯的影音媒材，希望能够把我关心的课题，我自己的思考，零零碎碎地讲出来。”陈传兴说，这是他拍摄一系列文学纪录片的初衷。于是，包括郑愁予、周梦蝶在内的“精灵”，都这样被影音记录了下来。

陈传兴曾喟叹，惋惜的是，像钱钟书、杨绛、张允和这一代，这么伟大的学人、作家，都没有留下这种影像。张爱玲的著作，电影拍了好多，可张爱玲自己呢?

“我对于生命的有限，有一种急迫感。因为到底这些诗人都是诗的精灵，几千年的精灵，透过他们来诉说、来写作，来对着他们同一个时代的人吟诵他们的诗作，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我急切地想要留住这些，如果他们不在了，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理解。如果能够留下片言只语或者零碎的影像片段，那不是更好吗? ”

诗歌的精灵，被叶嘉莹留在了研究里，也被陈传兴留在了影音中。

而看向更远的未来，他们真正想要留住的，是海上的遗音。

影片中，叶嘉莹讲起“蓝鲸可以隔洋传语”。她说，“老去余年更几多”，还不知道能活几年，也许就是旦夕之间的事情。就教大家吟诗，她觉得要把它传下去，所以“剩将余世付吟哦”。她说“遥天如有蓝鲸在”，留下的这一点海上的遗音，也许将来有一个人，会听到，会感动，现在的人都不接受也没关系。

如果有一人听到，便足矣。

“海上的蓝鲸，隔着几千公里传递声音，其实也是传给来世人。这也是诗词美的地方，诗词的精神所在，它是跨时空的，它是超验性的。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把诗的地位提到那么高，放在思想殿堂里面的原因。”陈传兴说。

在《掬水月在手》的北京首映礼上，影片出品人廖美立忆起了一件小事。她说，叶先生在参加一个活动的前一晚突然说：“隔天我不能出门，因为我担心明天会下雨，那样我会生病，我一生病就不能工作了，可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的吟诵(工作)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做完。”

这一年，叶嘉莹96岁。(本报记者白佳丽、孙丽萍)